合同是四月签的。省城东郊开发区，一条新修的马路旁边，门面朝东，早上太阳一出来就照进铺子里，一直照到上午十点多。铺子不大——六七十个平方，比三眼井街那间大了将近一倍，而且是新房子，水泥地面是平的，墙是白的，卷帘门是新装的，拉上去的时候没有卡顿，没有杂音，一路滑到底，顺得像刀切水。
海龙在合同上签了名字。他的名字他写过很多次——写在工具箱盖子上、写在铁盒里的烟盒纸上、写在三眼井街那块自己锯的招牌上——但写在租赁合同上还是第一次，和合伙协议签在同一个下午。他放下笔的时候，手心有一点汗——不是因为紧张，是握笔握得太紧了。他把手掌在裤子上蹭了一下，站起来，和房东握了一下手。然后又坐下来，和合伙人也握了一下手。
合伙人叫老曹，四十出头，在省城做了快二十年的汽修——从最早的运输公司修理车间做起，后来自己单干，开过三家店，关了两家，剩一家在城西，半死不活地撑着。他认识海龙是在那家连锁修理厂的老板来挖人的时候——他没挖走海龙，但注意到了这个修车的小伙子。老曹说“你修车比我好，但做生意比我差远了“。海龙当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后来老曹约他吃了一顿饭——在省城一家小馆子里，两个人一人一碗面——老曹说“我出钱，你出技术，利润对半分“。海龙把面吃完了以后说“账本我要看“。老曹放下筷子看了他一眼——看了大概两秒钟——然后说“行“。
这两个人就这样合伙了。没有找中间人，没有公证，没有请律师。一张协议是在打印店打的——老曹找了个模板，改了几个词——两个人各自签了名字，一人一份。连个章都没有。
签完协议那天下午，海龙一个人站在新铺子里面。合同签了，钥匙拿到了，铺子是空的——地面扫过了，墙是白的，卷帘门拉上去以后光线从门口涌进来，在地上铺开，一直铺到最里面的墙角。六十多个平方的空房间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站在正中间，转过身看了一圈——四面墙、一个天花板、一扇卷帘门。他脑子里在规划：举升机装在那个位置——靠里，左边。工具架靠右墙。客户等待区在门口，放两把椅子。他站了片刻，裤兜里的手碰到了工具箱钥匙——那把小的、带一根红绳的钥匙——他把钥匙握在手心里握了一下，然后松开了，没有把工具箱打开。
老曹那边已经开始干活了——他在联系买举升机的渠道、在跑营业执照、在跟配件供应商谈价格。海龙在铺子里把自己能干的活先干了——地扫了两遍，墙角用抹布擦过，窗户擦了一遍，然后去五金店买了一桶白漆，把墙上几处脏的印子补了一下。漆工不是他擅长的——刷子的走向不对，有一块刷完以后颜色比周围深了一个色号。他蹲在那里看着那块颜色深了一块的墙看了一会儿，决定不管它。
四月的省城东郊正在变样——新修的马路两边栽了行道树，树叶刚发出来，嫩绿色的，在风里翻着白。路边的铺子有些开了有些没开，开了的有几家是修车的——不是海龙这种个体户式的修车，是那种装了统一招牌的、带着连锁标识的修车店。海龙站在自家铺子门口看着对面那家连锁店看了很久——不是在看它的技术，是在看它的门头——统一的蓝色底、白色字、统一的字体大小、统一的招牌高度。他站了一会儿以后转过身，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支记号笔，在一张纸壳上写了几个字——
“海龙汽修“
和他在三眼井街那块招牌上写的一模一样。字还是一样不好看。他把纸壳用透明胶带贴在门口的玻璃上，退后两步看了一下——贴在玻璃上以后有点歪，他撕下来重新贴了一次，还是歪了一点，但比第一次好了一些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几秒钟，然后走回铺子里，开始整理工具。工具箱的上一层——他打开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他从三眼井街带过来的所有东西：铁盒、螺帽、那张报纸、那块招牌（锯短了放进去了）、和那张振兴汽修连锁的名片。他把信封拿出来，从里面掏出那张名片——振兴汽修连锁·张经理——白底黑字，纸上带着纹理。他没有把名片扔掉，也没有把它放回信封里。他把它放在了工具箱盖子的内侧——用透明胶带贴住了。
老曹在五月初把第一台举升机拉过来了。两个人把它装在规划好的位置上——靠里，左边。海龙蹲下来在那台举升机的底座上摸了一下——铁的，凉的，和他在三眼井街那台一样，但它是新的，没有机油渍，没有生锈，螺栓上的防锈油还在。老曹蹲在另一头，把地脚螺栓拧紧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个位置比三眼井街好十倍。“
海龙没有接话。他把扳手从口袋里掏出来——不是厂里那把贴着“3“号胶布的了——是他自己的，从工具箱里拿的——把最后一颗地脚螺栓拧死了。举升机站住了。
铺子在五月中的一天开了门——没有放鞭炮，没有剪彩，没有仪式，就是早上到了，把卷帘门拉上去，门口贴了一张红纸写的“开业“，纸是对联纸裁的，字是海龙自己写的。一整天只来了三辆车——比三眼井街开业那天少了一辆——但晚上关门的时候海龙在账本上记了一笔：收入一百二十块。他合上账本的时候，手指在封面上停了一下——这本账本是他新买的，硬壳，格子内页，和以前那张烟盒纸不一样了。
那天晚上他在出租屋里拨了一个电话——不是用BP机回电话，是直接拨的。县城的号码他记得，不需要查。电话响了。
“喂。“
“建国，是我。“
那边顿了一下——大概是在辨认声音——然后说：“海龙。“
“我又开店了。“
电话那边安静了两秒。然后建国说：“好。“
就一个字。但海龙在电话的电流声里听到了那个字的重量——不是“恭喜“，不是“加油“，就是一个“好“。他握着话筒没有马上说话。那边的风声——隔着一根电话线，从县城传到省城——风声变成了电流声里的一个底色。他听着那个底色听了一会儿。
“在哪儿？“建国问。
“省城。东郊。“
“好。“
海龙把电话挂了以后在出租屋里坐了一会儿。电话机放在桌上——黑色的，拨号盘上有一个数字被磨掉了，看不清是“8“还是“9“。他看了一下那个被磨掉的数字，然后站起来，走到工具箱前面，把铁盒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没有打开。他用手掌在铁盒的盖子上面压了一下——感觉到了盖子下面的那个螺帽的轮廓——圆形的，硬的，在铁盒里被他的手掌隔着盖子感知到了它的位置。他没有打开盖子。他把铁盒放回工具箱里。然后他在床上躺下来。窗外的省城的东郊正在盖新楼——远处的塔吊在天黑以后顶端亮着一盏红灯，一闪一闪的，在夜空中像一颗不动的星星。海龙躺在床上，从窗户里能看到那盏红灯。他看了很久。他没有关灯。那盏红灯还在闪的时候他睡着了。
他把灯关了以后黑暗里那个红灯的残影在视网膜上停留了几秒钟，然后慢慢地、从边缘开始消失了。他闭上眼睛。明天铺子还要开门。
——
五月底的一个下午，老曹在店里算上个月的账——不算整月，从开门那天算起——算完以后他把账本翻过来让海龙看。海龙看了一眼收入那一栏的数字，没有多看利润那一栏。他伸手把账本接过来，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——每一笔进出都在上面，字是老曹的字，工整的、带连笔的、跟海龙的字不是一个风格。他看完以后把账本还给老曹。
“对不对？“老曹问。
“对。“
老曹看了他一眼，把账本收回抽屉里。然后说了一句话，不是对着海龙说的，是边往外走边说的：“你这人跟别的修车的不一样。“
海龙没有问哪里不一样。他蹲下来，把工具箱的锁扣打开，看了一眼——铁盒在、螺帽在、那张烟盒纸在——然后把盖子合上了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想打开——就是想确认一下它还在这里。它在这里。他合上工具箱，站起来。门口的招牌——纸壳上他自己写的“海龙汽修“——被五月的太阳晒了十几天，边缘已经开始卷了，透明胶带翘起了两个角，在风里抖着。他走过去把翘起来的角按回去，按了两下，按不牢了，又撕了一段新胶带重新贴了一圈。字还在。海龙汽修——四个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