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完第一天建国睡到了中午。

  不是被闹钟叫醒的——是被光。太阳从窗户东边挪到正中间,光从被子上爬到他脸上。他睁开眼,看见头顶的房梁,听见外面有人说话——他爹在院子里跟邻居打招呼,鸡在墙根刨食,风吹杨树叶子的声音跟以前一样,但又不一样。

  他躺了一会儿才想起来——不用去学校了。

  他把手从被窝里伸出来。右手虎口上那块贴水泡的胶布还在,边角翘起来了。他把胶布撕掉——水泡已经瘪了,留下一小圈白皮。

  衬衫口袋里的冰棍棒露出半截。他把冰棍棒抽出来——木头片,上面印的“绿豆“两个字已经泡得看不清了。昨天吃完了还攥在手里,不知怎么就装进口袋了。

  他把冰棍棒搁在枕头边上。跟“路很长“那三张纸条放在一起。

  他娘在灶房里听见动静了。

  “起来了?“

  “嗯。“

  “中午了。“

  “嗯。“

  他坐起来穿鞋。布鞋的鞋底昨天沾了考场门口的水泥灰,今天干了,鞋底上是一层浅灰色的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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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考完的头三天建国没怎么出门。

  在家帮娘舀水、劈柴、喂鸡。他劈柴的时候斧头偏了,劈在木头边上弹起来,把他手指弹了一下,没破。他把斧头搁下,蹲在柴垛上坐了半根烟的工夫。

  他爹从地里回来看见他坐在柴垛上。

  “砍不动了?“

  “歇会儿。“

  他爹没再说话,把斧头捡起来接着劈了。

  第四天他出门了。

  去镇上的路不用想——走了三年,初一初二初三。今天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他停下了。校门口的铁栅栏锁着,操场上的草已经长了脚踝高,厕所旁边的歪脖子柳树还是歪着。他站了一会儿,没进去。

  转身的时候看见海龙从对面走过来。海龙穿着那件蓝布褂子,上面新添了两道机油印子,袖口挽到胳膊肘。

  “去铺子了?“

  “嗯。“海龙把手翻过来给他看——手心是黑的,手指缝里全是油泥,“今天换了三个刹车片。“

  建国看了一眼海龙的手。那双手的指甲缝里有一道永远洗不掉的黑线。

  “走不走?“

  “走。“

  两个人沿着镇上的路往回走。走了一截谁都没说话。走到村口的岔路口,建国往左拐,海龙往右。海龙走了两步回过头。

  “老槐树。“

  建国站住了。

  “去不去?“

  “去。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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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天下午三个人在老槐树下坐了一下午。

  王威来得最早。他蹲在树底下,手里拿着一根狗尾巴草,用草尖在泥地上画圈。地上已经画了十几个圈,一个套一个。

  海龙第二个到。他把脚撑踢下来——骑的是表叔的摩托车,后座上绑着工具箱,箱子上“齐记汽修“四个字被机油洇了一块。

  建国最后一个到。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娘问他去哪,他说去外面走走。

  六月下旬的天已经热了。树底下的荫凉刚好够三个人坐着——王威坐树根上,海龙坐石头上,建国蹲着。后来建国也坐下了,后背靠着树干,能感觉到树皮的疙里疙瘩硌着脊梁骨。

  三个人一开始都在看地上。王威画的圈还在——十几个圈被风吹散了一半,还剩几个能看出来是圆的。海龙用脚把剩下的也蹭掉了。

  “还记不记得四岁那年。“建国说。

  王威抬头看他。

  “就在这。分花生。“

  王威想了一下,嘴角动了一下。

  “你分了六颗。“

  “一共就十八颗花生。“海龙把脚边的土块踢开,“你数了三遍。“

  “不是我数的。“

  “你姐数的?“

  “不是。你娘数的。“

  海龙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笑得很短,一声就收了。

  “我娘那天穿的红棉袄。“建国说。不是在看他们,是在看树干上那些刻字。“花生是用旧报纸包的。报纸是前一年的,上面印着——“

  “印着什么?“

  “不记得了。“

  王威从旁边揪了一根草,搁在嘴里咬着。草茎在他嘴角一上一下。

  “后来呢?“

  “后来你抢了我一颗。“

  “不是我抢的。“王威把草从嘴里拿出来,“是你自己掉了一颗,我捡起来吃了。“

  建国看了他一眼。

  “你吃了?“

  “吃了。“

  “我哭了没有?“

  “没哭。你站起来走了。走了三步又回来,说剩下一颗给你。“

  三个人都没再说话。

  树上的知了叫了一阵。田里有人赶牛过去,吆喝声从土路上传过来,牛脖子上的铃铛一荡一荡的。远处的玉米地已经比人高了,叶子在风里翻着白边。

  海龙把背靠在石头上。王威用指尖在膝盖上按——一下一下,跟打算盘一样。建国靠在树干上,能看见头顶的树枝从树干上分出去,越分越细,叶子密得漏不下来多少光。

  蚊子开始在脚踝上咬。谁也没动。

  天黑下来的时候王威先站起来。

  “明天要下地。“

  海龙也站起来。建国最后一个站起来——后背离开树干的时候树皮带走了他衬衫上的一根线。月白色衬衫,后背上多了三道树皮的印子。

  三个人往三个方向走。

  “明天还来?“

  没谁说“好“,也没谁说“不来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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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海龙每天早上去汽修铺。

  表叔那边来过一封信。说省城那边铺子还在谈,让海龙先别急,等消息定了再动身。海龙把信折了两折压在枕头底下,第二天照常去了镇上。

  六点半出门,骑那辆王威修好的自行车——链条上好了油,齿轮咬着链条一格一格地走,顺得没有声音。铺子在镇上的十字街口,卷帘门拉上去,里面是一股机油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。齐老板蹲在最里面拆一个发动机,抬头看了他一眼,下巴往左边一指。那辆车归他了。

  一辆幸福二五零,化油器堵了。海龙把袖子挽到胳膊肘。拧螺丝。拆滤网。洗油嘴。装回去。启动——发动机突突了几声又灭了。他蹲下去又拆了一遍,这次把油针调高了一点。再启动——着了。发动机的振动顺着车架传到他手上,他的手压在油箱盖上,能感觉到发动机在底下喘气。

  “行了。“齐老板把扳手往工具箱里一丢,“下午还有个活儿。桑塔纳。换机油。“

  桑塔纳。海龙在心里重复了一遍——不是铃木了。铃木是摩托车,桑塔纳是小汽车。

  他把手在抹布上蹭了蹭。机油蹭不干净,指甲缝里的黑线又深了一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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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建国每天早起帮家里干完活以后去村口公告栏看一眼。

  公告栏在村口电线杆下面,一块木板钉在两根柱子上,上面蒙了一层透亮的塑料布。里面贴了几张纸——化肥通知是上个月的,征粮通告是上周的,乡政府的开会通知被雨水泡过,字迹洇成一片。没有新东西。

  他把塑料布按回去,转身回家。路上遇到邻居婶子问他考得怎么样,他说还没出。婶子说别急。他说没急。

  第二天他又去了。公告栏上的化肥通知被风吹反了一个角——还是那张。他看了一眼,继续走。

  第三天他没去。下午在家劈柴,劈到一半停下来——放下斧头,出了院门,走到村口。公告栏上多了一张纸——是乡里贴的灭鼠通知。他把灭鼠通知从头看到尾。回去继续劈柴。

  第四天他又去了。

  他娘在灶房里跟邻居婶子说话,他听见她说“这孩子这两天老往村口跑“。婶子说“等成绩吧“。他娘顿了一下——“没问。让他去。“

  第十天。公告栏上的灭鼠通知被太阳晒得发黄了。征粮通告被撕掉了一个角。他在回去的路上碰见王威从地里回来——肩上扛着锄头,虎口上那道疤在夏天的太阳底下颜色很浅。王威看见他,没说话,脚步也没停,只是用下巴往村口方向偏了一下。

  建国没回答。他走过去的时候王威在后面说了一句。

  “出了会有人跟你说的。“

  建国站住了。

  “你怎么知道。“

  “因为它出了以后不用看公告栏。“王威说。“整个村都会知道。“

  建国没回头。他继续走。

  第二天他没去公告栏。睡到天亮被鸡叫醒,睁眼躺了一会儿,起来去井边打了一桶水,从头浇到脚。井水冰得头皮发紧。

  然后他擦干身上,穿好衣服,去了老槐树下。

  没人。

  他坐在树底下。和上次同一个位置——后背靠着树干。树皮被太阳晒了一天,不凉了,温热地硌着脊梁骨。他低头看地上——王威用狗尾巴草画的圈早就不在了。上次海龙用脚蹭掉的印子也早没了。地上只有树影,风一吹树影就晃。

  他坐了一下午。什么也没等。只是坐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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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收音机放在堂屋的条桌上。条桌是高粱秆打的,四条腿不一般齐,底下垫了一块碎瓦片。收音机是红灯牌的,旋钮的刻度磨没了,天线拉到最长用细铁丝撑着。

  七月的晚上热。建国坐在门槛上扇蒲扇。他娘坐在堂屋里搓麻绳。他爹在院子里磨锄头——磨石的声音一下长一下短。

  收音机里放着豫剧。建国没听进去,手里的扇子一下一下,风不大。

  豫剧完了是天气预报。明天多云转阴。

  然后是新闻。

  “下面播报一则通知。“收音机里的声音变成了女播音员,语速比唱戏快了半拍,“县教育局通知——“

  建国手里的蒲扇停了。

  “——中考成绩七月二十日公布。请各乡考生届时前往所在学校领取成绩单。再播送一遍。中考成绩七月二十日公布。“

  蒲扇没再扇。

  王威从院门口走进来——他本来蹲在院墙外面的,手里拿着一根烟,没点。他进来的时候建国还在看收音机。收音机里已经在播化肥价格了——尿素每吨多少,二铵每吨多少。

  王威看着建国。

  建国的手指在蒲扇柄上动了一下。

  然后他把扇子又扇起来。扇得比刚才慢。蒲扇带起来的风吹在他脸上,把额头上的头发掀起来又落下去。

  “七月二十。“

  “嗯。“

  “还有几天?“

  建国在心里数了一下。

  “十一天。“

  王威在他旁边蹲下来。两个人并排坐在门槛上。收音机还在说化肥价格。院子里的磨石声停了——他爹大概磨完了。远处有狗叫了一声,又停了。

  建国手里的蒲扇还在扇。不快,也不慢。风把烟从王威手里那根没点的烟头上吹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