裕和行的生意已经大到了无法忽视的程度。在巴达维亚的码头上，每三艘货船里就有一艘挂着裕和行的旗帜；在苏门答腊的种植园里，每十个劳工里就有一个是裕和行的人；在槟城和新加坡的华人商会里，张振勋的名字已经成了“成功“的代名词。
可成功带来的不只是尊敬，还有猜忌。
荷印殖民政府对华人的态度从来都是复杂的——他们需要华人的商业头脑和纳税能力，又害怕华人的团结和潜在的威胁。张振勋这样的人，在他们眼里既是优秀的纳税人，也是需要提防的对象。总督府里有人开始私下议论：“这个张振勋的生意铺得太大了，万一他哪天跟亚齐的叛军勾结起来，整个苏门答腊的补给线都能被他切断。“
与此同时，南洋的华人秘密会社也在暗处观察着张振勋。天地会在南洋的分支，海山会与义兴会，近年在槟城和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势力越来越大，他们一面做着反清复明的老梦，一面对荷兰殖民政府也虎视眈眈。张振勋这样有财力、有威望的华人巨商，自然是他们想要拉拢的对象。
张振勋夹在这两股势力之间，像走在一条没有护栏的钢丝上。偏左一步，就是殖民政府的牢狱；偏右一步，就是秘密会社的刀枪。
他心里清楚得很。
那年秋天，张振勋收到一份请柬。请柬来自巴达维亚华人圈子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名叫刘泰兴，七十多岁，是海山会在爪哇地区的“叔父“级人物。请柬措辞客气，说是“几位同乡想在舍下小聚，请张先生赏光赐教“。
张振勋拿着请柬在窗前站了许久。他当然知道刘泰兴是什么人——海山会的元老之一，跟荷印殖民政府周旋了几十年，明面上是个体面商人，暗地里掌握着爪哇岛上好几条华人秘密交通线。这样的人请他“小聚“，绝非叙乡情那么简单。
去，还是不去？
“掌柜的，“黄阿福站在门口，脸色有些发白，“我听说刘泰兴家里那种'小聚'，去了就没有空手回来的。要么出钱，要么出事。您可得想清楚了。“
张振勋把请柬折好，放进袖筒里。“去。“他说，“不去，人家觉得我心虚。去了，起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“
三天后的晚上，张振勋带上李氏兄弟（李显文，李显武）一起，坐着马车去了刘泰兴在巴达维亚南郊的宅院。那宅院从外面看跟普通富户的院子没什么两样，走进去了才知道里面别有洞天——回廊曲折，假山重叠，院落之间有小门相通，后花园里竟然有一处暗门，通往院墙外的巷子。张振勋是生意人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座宅子根本就是个“进可攻退可守“的据点。
刘泰兴在正厅里等他。老头子七十多了，头发全白，可腰板挺直，说话中气十足。他见了张振勋，站起来迎了几步，笑呵呵地拱手：“张老板来了，蓬荜生辉啊！“可那笑容底下藏着的东西，张振勋在商场上见了二十年，太熟悉了——那是试探，也是打量，像买主在验货。
厅里还坐着五六个人，都是张振勋认得的华人富商。大家寒暄了几句，酒过三巡，刘泰兴把话题一转，开始聊“时局“。
“张老板，听说你最近在苏门答腊那边的生意做得很顺？“
“托大家的福，顺当了些。“
“顺当就好，顺当就好。“刘泰兴捻着胡须，慢悠悠地说，“可苏门答腊那地方，你知道的，荷兰人跟亚齐人打仗打得热闹。你那些种植园，万一哪天战火烧过去了，可是要受池鱼之殃的。“
张振勋端着酒杯没有喝，等他往下说。
“我们在那边有些'朋友'——“刘泰兴的声音压低了，脸上那层笑薄了一分，“你要是愿意，我们可以牵条线。你在亚齐那边的园子，可以挂一面旗子，他们的人就不来扰了。“
“什么旗子？“张振勋问。
刘泰兴笑而不语。旁边一个姓李的商人替他答道：“张老板，大家都是明白人。苏门答腊那边，荷兰人管得了城里，管不了乡下。亚齐苏丹的人马在山里面，谁给他们送粮送药，他们在谁的园子门口插根竹竿——荷兰人见着那竹竿，也得绕三分。“
张振勋把酒杯放下了。他看着刘泰兴的眼睛，那对浑浊的老眼里有一丝精光，像沉在水底多年的刀，被月光照了一下。
“刘老，“他说，“我是个生意人，不想掺和打仗的事。我的园子愿意交税、愿意守规矩，谁来都一样。可要让我在荷兰人和亚齐人中间选边站——“他顿了顿，“我哪边也不站。我站中间。“
厅里安静了一瞬。刘泰兴脸上的笑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，端起酒杯来连声说“喝酒喝酒“。可张振勋注意到，旁边那姓李的商人放下筷子之后，右手一直放在桌沿下面——那是一个可以随时抄家伙的位置。
李氏兄弟一直站在张振勋身旁，寸步不离，那些人也顾忌三分。
当晚散席之后，张振勋上了马车。车帘一放下来，张振勋的背心已经汗透了。他把领口松了松，靠在车壁上闭上眼。马蹄踏在青石板路上的声音嘚嘚的，清脆而规律。
他在黑暗中睁开眼，望着头顶那方被车帘遮蔽的黑暗，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句话——他刚才对刘泰兴说的话：“我哪边也不站。“
在这个地方，不站队本身就是一种站队。今天他说了不站，明天刘泰兴的人会不会觉得他不可靠？后天殖民政府的人会不会觉得他跟叛军有来往？他不知道。可他知道一件事——他不能让自己的手沾上那些不该沾的东西。只要沾了，就洗不掉了。
马车的轮子咕噜咕噜地转着，把巴达维亚的夜色一寸一寸地抛在身后。
亚齐战争打了快七年了，还没有停的意思。
荷印殖民政府往苏门答腊投入的兵力和金钱越来越多，战况却始终胶着。亚齐苏丹国的军队熟悉地形、擅长游击，荷兰人在平原上能赢，进了山区就抓瞎。到了1880年，殖民政府的财政已经吃紧，总督府开始向各地的华人巨商“募捐军费“——说得客气是募捐，说得不客气就是摊派。
张振勋被摊派的数目是一万荷兰盾。
一万荷兰盾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，够在巴达维亚买几套不错的院子了。张振勋收到总督府公函的那天，在账房里坐了很久，把一万盾从几个账户里分散地拨出来，凑齐了，让黄阿福亲自送到总督府财政处去。他缴了这笔“军费“，可心里在滴血。不是心疼钱，是心疼那个方向——苏门答腊内陆的山里，那些正在被炮火炸碎的家园。
他派人暗中去了解了一下，亚齐的难民已经流散到了巨港和棉兰一带，有些逃进山里，有些南下到沿海的渔村。难民们缺粮、缺药、缺衣服、缺一切能让人活下去的东西。荷兰人封锁了海岸线，任何公开的援助都会被当作“通敌“处理。
张振勋想了一个办法。他让种植园那边“采购一批物资“——粮食、药品、旧衣裳、油布——说是要发给自己的工人过冬用的。实际上这些物资分了两路：一路正常发给园里的劳工，另一路通过几个信得过的土著头人，悄悄地送到了山里的难民营去。
他做得很小心。每一批物资的账面都做成了“员工福利“或者“生产损耗“，连黄阿福都不知道具体送到了什么地方。只有他自己清楚，每个月从他账上流出去的那几百盾，换了多少粮食、多少药、多少在寒夜里能让人多撑几天的东西。
有一天夜里，他在账房里对账，翻到那本“特殊账户“的账簿，发现里面的“赎罪金“余额已经不够了——这些年他从鸦片贸易里抽出来的钱，一大半投进了垦殖，一小半陆续花在了各种“不能记账“的地方。他想了想，从自己的私账里又拨了一笔进去，在扉页上添了一行字：“光绪六年，补入赎罪金四百盾，专用于亚齐。“
他把账簿合上，锁进铁皮箱里。窗外的月光落进来，在地板上铺了一方银白色的霜。他坐了一会儿，拿起笔来，在一本日常用的记事本上写了一句话。
“我帮荷兰人，因为我的生意在这里；我帮亚齐人，因为他们是人。“
写完他把那一页撕了下来，折好，放进了铁皮箱的最底层——跟那本“特殊账户“放在一起。他从不写日记，那天夜里不知道为什么写了这么一句。也许是因为有些话，写下来比放在心里踏实。
那个深夜，他做了一个噩梦。
梦里他站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，左手边是荷兰人的军营，红色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；右手边是亚齐人的营地，绿色的旗帜上绣着弯月和星星。两边的中间站着他一个人，肩上扛着一杆秤，秤的两端各挂着一只篮子——一边装着钱，一边装着米。可是两边的风越吹越猛，秤杆在风中剧烈摇晃，他拼命想稳住，可怎么也稳不住。终于“啪“的一声，秤杆断了，两边的篮子全掉在了地上，米和钱混在一起，再也分不清了。
他从梦里猛地惊醒，浑身冷汗。黑暗中他坐了一会儿，慢慢地把呼吸喘匀了。然后他伸手摸到怀里，触到了那枚温热的铜钱。
铜钱还在。
第二天天没亮，张振勋就起来了。他让黄阿福备了马车，亲自去了一趟华人区里的观音庙。庙不大，香火却不差，天还没全亮就已经有早起的信众在点香了。张振勋在观音像前跪下来，上了一炷香，闭着眼静静地跪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往功德箱里放了一小袋银元。
走出庙门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巴达维亚的晨光从东边的海面上升起来，把整座城市染成一片柔和的橘红色。街上的小贩们正在摆摊，包子铺的蒸笼冒着白白的热气，有人在刷洗店铺的门板，水泼在青石板上，哗地一声，又被阳光蒸成一层薄薄的水雾。
张振勋站在庙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站了很久。他想：这就是他要守的东西。不是钱，不是地，不是那些满世界跑的船和满山遍野的树——而是这些东西。是早晨的包子、刷门板的水声、炊烟、孩子的笑、一个能让人安安心心过日子的地方。
他要守的，是一个“日子“。
他上了马车，往裕和行的方向去了。街面上越来越热闹了，人声、车声、市井声汇成一片嗡嗡的背景音，像一只巨大的蜂巢在晨光中慢慢地苏醒过来。
张振勋坐在马车里，把车帘掀开一条缝，看着外面那些正在开始一天劳作的普通人。挑担的、摆摊的、赶路的、送孩子上学的——他们的脸上有困倦，有期待，有各种说不清的平凡表情。他看着他们，忽然觉得心里头踏实了一些。那根断了的秤杆在梦里断过一回了，可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还在两条路的中间站着，两边都在看他。他知道这种走钢丝的日子还没到头，可今天早上这个阳光明媚的巴达维亚让他觉得——起码此刻，他还稳得住。
车轮碾过石板路，嘎吱嘎吱地响着。太阳升到了屋顶之上，把整条街照得通亮通亮的。
张振勋放下车帘，靠回座垫上，闭上眼睛养神。马车穿过巴达维亚的人潮，朝裕和行的方向稳稳地驶去。那里面坐着的人，心里装着两条路、两杆秤、两个互相撕扯的方向。可他没有选，他只是稳稳地走在中间那条极细的线上，左边是刀，右边是火，中间是他的脚底板。
走钢丝的人不能往下看。一看就掉下去了。